北京首家非公有制经济餐饮个体户

    28年前北京首家个体饭馆开张如今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首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1980年9月30日，仅拥有四张桌子的“悦宾”诞生在东城区翠花胡同。试营业前一日，刘桂仙花36元买了4只鸭子，她准备给客人做她拿手的锅烧鸭。开张当晚结算，4只鸭子变成7只。刘桂仙记忆中，那天看热闹的人比吃饭的人多出几十倍。曾就职汽车修理厂的退休职工话说当年“我们扒着门缝看”，他们看什么叫个体餐馆。个体餐馆虽然开张但没执照。工商局允许悦宾先斩后奏，主要为扶持私营经济这一新生事物，扶持具体而微。

    创业时困难重重

    最难是供应紧缺

    回忆起当年创业的艰难，刘桂仙至今仍怀念当时的工商局“像娘一样”。在供应紧缺年代，工商局干部提着米袋子、端着锅盆为悦宾寻米找豆腐。为她做担保向银行贷款500元购置了雪花牌冰箱。又为刘桂仙办下执照。执照虽办妥，但供应短缺让刘桂仙“急得直撞墙”。在一切凭本购货的票证年代，个体经营面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挑战。刘桂仙五儿子举例当年的供应状况——六七八月供应芝麻酱，春节供应瓜子花生，一家5斤白薯，啤酒1人1瓶……如此供应却要面临创下68天候餐纪录的食客。候餐者用砖头替代排队，后来，五儿子摒弃砖头改发号。

    供应紧缺逼迫刘桂仙起五更远走河北三河、高碑店等集市购货，朝阳菜市场亦成悦宾攻关对象。那时海产品全部为冰冻。当时的食客有三类人：使馆人员及住在华侨大厦的客人，如住在华侨大厦的香港演员郑少秋就光顾悦宾多次。周边机关，如文化部、法院、人民教育出版社、妇产医院的公职人员。东四西大街卖服装的个体户。周边住户基本无人光顾，对于月收入三四十元的工薪阶层来说，下馆子无疑为败家之举。

    使馆人员光顾的频率几将悦宾包揽。于是，刘桂仙创造性地提出包桌制，一桌10人，1人10元。四张桌子一拼，铺上一块白底红花泡泡纱的桌布，像模像样。悦宾对老外的吸引在于“比饭店好吃又便宜”。当然，不乏暗中观察悦宾。比如，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龙布乐的报道“在中国，美味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当时外国人交付刘桂仙的是外汇券，刘桂仙于是用外汇券去友谊商店购买什锦豌豆罐头等特供食品。外国人买单时，刘桂仙一家可谓最早见识AA制的中国人。当时，刘桂仙对AA制很是不解，“自个儿吃自个儿的，小气得很”，她说。

    担心被人扣帽子

    不敢给菜定价格

    迅速成为万元户的刘桂仙，对于成本核算、毛利润等细账，不识字的她一窍不通。当时她对财富的期待是“比上班强就行”、“能养活两个待业的儿子就行”、“能不捡菜帮子就行”、“能全家七口人一人一床被子就行”。精明好学，自称“眼一份手一份”的刘桂仙在经济学这把算盘上，她情愿糊里糊涂算粗账。实际上，她有着自己的担心。她怕赚多了被人当成资本家，背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

    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虽微醺大地，但冰雪消融、气候转暖尚需时间，所以，作为“出头鸟”的刘桂仙在质疑与挞伐声中不敢定菜价。一个纸盒子摆在门口，请食客“估摸着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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